许源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研究员） 2017-5-19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丁荷生教授和我编写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前缘和内容自然不如干宝和《搜神记》一般地诡异离奇，但书内所拍摄和记录的每一尊神明、每一块石碑，以及每一则楹联等等，都承载着当年我们的华人祖辈们，究竟是如何从华南闽、粤沿海省份漂洋过海，历经九死一生，抵达新加坡后落地生根的历史记忆。 中国当代著名的“华南学派”专家们，曾经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田野调查口号：“进村找庙，进庙找碑”1。他们认为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庙宇石碑，以及家里的族谱、契约文书、诉讼文书、宗教科仪书、唱本、剧本、账本、书信、日记等等，都可以从不同侧面来反映华人社会的实际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民间历史文献资料”。这些专家学者所提出的研究思路与田调方法，其实也非常适用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人文科学研究。 绪言：田野调查发现福建庙宇与东南亚华社的密切关系 按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郑振满教授的解释，过去研究中国（包括华人移民社群）的社科研究概念体系，大多是属于外来的视角与思维，所以很多是脱离实际的华人民间生活，无法正确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此，华人社会的人文科学研究必须重新解读，不能完全从官方的大一统视角来诠释历史，而需走出校园，深入民间，从本土（地方性）的经验事实中提取切合实际的基本概念。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在于，结合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和历史学的地方文献分析，针对华南几个代表性的地区社会，分别从事几个主要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入考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提出了一些本土性的历史观点。换言之，“华南学派”所重视的第一手资料，就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民间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了世代相承的社会文化传统。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依然如此迅速，正因为老百姓还保留着这些民间文献。关于“华南学派”的研究思维与方向，我们在近几年来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研究中开始看到一些相似的发展和轨迹。 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时任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东亚系主任的丁荷生教授(Professor Kenneth Dean,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携手合作，在中国福建省莆田府、泉州府和漳州府做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田野调查计划，并将调查中所发现的庙宇石碑编辑成册，是为《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1998）、《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三册（2004）和《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漳州府》四册（将出版）。从这些珍贵的碑文记载中，两位教授敏锐地察觉到福建省内的多座庙宇与东南亚华社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 例如，上世纪40年代由莆田人宋湖民从西天尾镇白杜村移运至城关，安置在元妙观三清殿里的《有宋兴化军祥应庙记》（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不但反映了早在南宋年间，莆田海上贸易已达繁盛，碑文中所提到的“往时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牟利于他郡外番者”，以及“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也显示了当时由船主朱纺领队的远洋航行规模庞大的运输货物船队，因崇拜祥应庙神明的灵验而来莆田瞻拜，所携带的莆田丰富外销货物更已远销到“三佛齐”（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和东南亚等地，互通有无，来往密切，比现代所谓的环球化贸易活动还要早了八、九百年。 至于位于漳州青礁慈济东宫的《吧国缘主碑记》（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记载了清顺治辛丑年颁布迁界令，敕令所有沿海的居民都必须往内陆迁徙，青礁慈济东宫顿成荒墟。复界后，慈济东宫所在地青礁望族颜氏家族为之募捐重建，旅居“吧国”荷属东印度（今日的印尼雅加达）的华侨在甲必丹（荷兰殖民地政府敕封的华侨领袖）郭天榜、林应章等人的号召下，纷纷慷慨捐献缘银以助其成。《吧国缘主碑记》记载了慷慨捐资的“吧国”甲必丹多达十四人、信士一百零八人等，捐银高达一千一百五十三两八钱。换言之，早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旅居东南亚的海外乡亲已积极捐资回馈家乡的祖庙和地方神。至于《重修慈济祖宫碑记》（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以及《重修东宫碑记》（清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等碑文，更先后记载了“吉连丹”（今马来半岛东北部“吉兰丹”的同名异译）的大量侨民捐银，以及新加坡华人侨领章芳琳、陈金钟（陈笃生之子）等漳州海澄移民富商的巨额捐款。 出版缘起：按碑文线索南下在新加坡展开类似田野调查之所得 今日，在文革后大量重建福建、广东的地方庙宇中，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依然扮演着非常显着的重要角色。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些庙宇文化复兴现象和当代跨国网络，丁荷生教授根据碑文所显示的多条线索南下东南亚，从2010年开始与笔者携手合作调查了全新加坡的华族庙宇网络。我们在新加坡的金融区、组屋区和工业区内来回穿梭，展开了新加坡式的“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田调之旅。经过四年的田野调查，我们不但确认了多达八百余座的新加坡华族庙宇位置（包括容纳三百余个庙宇单位的六十八座联合庙），以及近百个与华族庙宇有密切关系的宗乡会馆、商业与文化组织等，也发掘了数以千计还没被官方或学术界记录的华文石碑、匾额、楹联等百年文物。由于数量数以千计，我们决定先把自新加坡开埠以来至清朝覆灭前的民间文献资料编册出版，命名为《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是为这项研究计划（加拿大基金资援的研究计划“新加坡庙宇分布调查”与“中新两地庙宇跨国网络研究”）之部份成果。此书已在2016年年底出版（见附图），原本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任职的丁荷生教授，也与夫人在两年前迁移到新加坡居住，并应聘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一职，成为新加坡国大中文系的第一位洋主任。至于其它年代的文物资料和庙宇网络等调查结果，我们希望在未来可以进一步整理和编辑出版。 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饶宗颐国学大师编撰《星马华文碑刻系年》（1970），开编辑东南亚的华文碑铭成书之先河。后有专家学者陆续挖掘出长期被人忽略的东南亚华文碑铭并编辑成书，例如：陈荆和、陈育嵩《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1973）；陈铁凡、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马来西亚华铭刻萃编》三卷（1982、1985、1987），庄钦永《新加坡华文铭刻记录初编》（1984）；傅吾康《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三卷（1988、1997）；傅吾康、刘丽芳《泰国华文铭刻汇编》（1998）和庄钦永《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1998）等等。我们编写的这本书除了在前辈学者编撰的碑文资料集之基础上，进一步做了拾遗补阙之功夫以外，还利用了比较先进的数码摄影器材和排版印刷技术，以及丁荷生教授精通中英双文的优势，力求将这批百年文物的呈现方式更趋完善精美，故本书的铭刻汇编呈现方式有以下三个特色： 三大特色：双文、数码彩照和镌刻格式同步、铭文字体原貌 首先，本书是第一部以中英文呈现的华文铭刻汇编双文版，方便中文世界与英文世界的学术界和读者群阅读和研究。这是丁教授的设想和苦心，因为他发现新加坡华社分成英语社群和华语社群，因为语言障碍，彼此间不一定能够互相理解。尤其是大多数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都是接受英文教育者，不太认识早期华社领袖的巨大贡献和老百姓的生活细节。因此，本书的每一个篇章，都依序以中、英文简介该章的庙宇／会馆单位，供奉的主神或祖先，文物表，石碑、匾额、楹联和其它铜钟、云板、香炉、神桌等文物。碑匾或铜器上所镌刻的铭文常是引经据典，言简意赅，数个汉字所表达出来的丰富内容往往不是片言只语所能详细解释，故丁荷生教授以英文翻译和解释这些铭文格外煞费苦心。至于一些特别复杂和难以解释的字句或语境，则在每一篇章后的注释中进一步解释。 其次，本书尽量以文物的数码彩色照片和铭文镌刻格式同步排版。具体而言，我们在每个篇章的左页呈现一张石碑的彩色照片，右页则根据石碑的镌刻格式以文字输入和排版复原。这种呈现方式的排版工作异常艰巨，却能让读者虽然无法亲临现场一睹百年文物之风采，也可以通过数码彩色照片和按碑镌刻排版的方式领略一二。至于匾额、楹联等其它文物，由于文字较少，每一张彩色照片都能清楚显示铭文的排版格式，故只在每张照片之下以中英文排列成行。 其三，本书尽量呈现铭文的字体原貌。树立于百余年前的新加坡庙宇或会馆内之古老石碑、匾额和楹联等文物，出现了很多当时的异体字和特殊用词，很能反映百余年前在新加坡活跃的闽粤方言和风俗习惯，以及融入海峡殖民地政权和马来社群的社会形态与混杂语码，是很值得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深入研究的原始资料和文字符号。然而，由于时移世易，很多古老的异体字已经退化为今日难以辨识的死文字，现代电脑字型也不予收录。幸赖我们的合作伙伴I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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